四载春秋，我拉着同一个行李箱往返于归途。最重的那次，是工作后第一次回家——箱子里装着我最珍视的，那套崭新的藏蓝警服。

当我在父母面前第一次穿戴整齐时，屋里忽然静了。母亲的手一遍遍抚过肩章，指尖摩挲着布料细微的纹路。父亲退后两步，又走上前来，仔细端详着我这身从未见过的模样。他声音沉缓：“幺儿，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你们姐弟三个都是党员。”他的手在我的肩章上轻轻按了一下，像是某种确认，“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对得起这身衣裳。”转过身时，我发现要强了一辈子的父亲，眼里闪着光。

四年过去，这套警服已被时光洗得微微泛白，而臂章上的色彩却愈发鲜明。每个值完夜班的清晨，我都会在监区的第一缕光里静静站一会儿。风吹过长廊，掀起衣角，那一瞬间，我总能清晰地看见当年那个第一次穿上警服的自己，他站在父母的目光里，笨拙地敬礼。

原来有些重量，不会随行李减轻。就像这套渐渐褪色的警服，它越旧，颜色越淡，穿在身上却越沉。因为每一道褶皱里，都浸满了这些年日夜的值守、无声的承诺，和父亲那句“对得起”的叮咛。（蒲磊）

一九八八年七月的阳光，斜斜地打在丹寨邮局的灰墙上。摩托车的引擎声由远及近，一辆警用三轮车停在我面前。穿警服的人探出头来：“刚分配来的学生？”

汞矿的牌子旁，挂着另一块：“丹寨劳改支队”。政治处主任陈南生的办公室里，电扇吱呀呀地转。他说的许多话都模糊了，只有那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清晰地刻在二十三岁的记忆里。

去一车间的路要穿过一公里矿洞。黑暗里，只有手电筒的光束切割着浓稠的黑。水从岩顶滴落，在安全帽上敲出规律的回响。出洞口时，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那感觉，像一次次从迷茫走向清醒。

警服是后来才有的。从仓库翻出的冬警裤太大，我拿去镇上改小。裁缝店的老板娘推着老花镜问：“小伙子，这裤子两侧的红线要留着吧？”我说要。她不知道，那两条红线是我最初的信仰。

当崭新的89式警服终于发到手中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几乎一夜未眠。穿着它逛公园、访同学，那种自豪感，至今想起仍会在胸口泛起暖意。

在警校留下的照片里，几种样式的警服并存——老式的冬警裤，崭新的89式，还有同学身上不同年代的款式。这些照片定格了一个特殊的年代，也记录了一个年轻人如何从懵懂的学生，开始理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的重量。

那重量，起初只是一条改小的警裤，后来是一身笔挺的新装，再后来，就成了此后几十年里，每一次选择时的方向。（陈其高）

看到这个主题时，我从警以来的许多“第一次”在脑海里闪过：第一次除夕值班，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拿第一，第一次写稿、做视频、组织活动……每个都珍贵，但今天想分享的，是我相册里最温暖的一张照片。

那是单位合并后的第一个春节。作为组织宣传科的一员，我们想给这个新“家”添点年味。我们两个女生在大厅里搬运着大箱小箱的装饰材料，有些吃力。路过的同事一个、两个、三个……渐渐都停了下来。“需要帮忙吗？”“这个我来搬。”“灯笼挂这儿行吗？”

许多人我甚至第一次见，叫不上名字。但那一刻，没有人是陌生人。组装、搬运、贴字、挂灯……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笑声在大厅里回荡，那种快乐是藏不住的。

我悄悄按下快门时，心里涌起一种奇妙的温暖：警营里最动人的风景，往往不在正式场合，而在这些“不约而同”的瞬间。如今再看这张照片，每个人我都已熟悉。我们一起熬过夜、加过班、庆祝过成功，也分担过压力。但最怀念的，依然是那个阳光斜照的午后，我们因一串灯笼、一窗福字而自然相聚的时刻。

这大概就是“家”的感觉，不需要刻意证明，却总在需要时，自然而然成为彼此的后盾。（林利君）

2001年国庆，我第一次穿上99式警服站上主持台。

我深吸一口气，迈步上台。聚光灯落在肩头的一瞬，台下数百双眼睛同时望来。那身崭新的藏蓝像被瞬间点亮，我能清晰感受到布料摩擦皮肤的触感，还有胸前警徽的重量。

“同志们！”我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在礼堂回荡。说出这三个字时，心脏有力地撞击着胸腔。这身警服仿佛在提醒我：你正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

台下，数百双眼睛注视着我。我的老搭档坐在第三排，对我轻轻点头。我看见几位即将退休的老同志，他们身上还是那抹熟悉的橄榄绿，但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托付。“庆祝伟大祖国生日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话音落下的瞬间，音乐响起。就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我突然明白：警服的颜色会变，但肩上扛着的从未改变。从橄榄绿到藏青蓝，不过是时光为我们这批人画下的一道年轮，年轮向外生长，而扎根的土地永远坚实。（张娅）

那个声音至今记得。

第一次独自领取单警装备的早晨，皮质腰带的金属卡扣在安静的值班室里发出清脆的“咔嚓”声。这声音像某种郑重的开关。当它响起，我就不再是警校学员，而是一名要对自己、对他人负责的监狱警察。

中队长帮我调整装备带时，手指拂过每一个卡扣：“紧一点，人才稳。”教我执法记录仪要提前三秒开启：“既记录真相，也保护自己。”这些细碎的叮咛，像年轮一样一圈圈融入我的日常。第一次带服刑人员外出就医，医院大厅的人群自动绕开分开一条路。我能感受到那些目光里的疑虑与不安。但当他们看见我肩上闪烁的警灯、腰间整齐的装备时，那些紧绷的神色渐渐松弛下来。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甚至微微侧身，为我让出更宽的路。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些装备不只是工具，更是让普通人安心的语言，不用开口，已说出“这里安全”。

卡扣咬合的声音清脆地落进了每一个晨昏，“听，这是责任叩响的声音。”这个声音从此将标记我每一个执勤日的开始与结束。（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