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随意从书架上取了本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打开封面，扉页上工整的写着“2001年11月6日购于解放碑精典书店”。一晃，近13年就过去了。
 人说“文人相轻”，其实文人还“自轻”，但“相轻”、“自轻”的同时，书还是得读的。《中国大历史》即是我读的第一本教科书以外的史学著作，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黄仁宇其文，此后他的《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著作便陆续置入我的书架。
   黄仁宇的著作无一不是在“欲以大历史的眼光寻找中国历史的必然”，然而我读了多遍后，始终不得要领，心中对中国历史为何如此发展的疑惑一直未能解开。到此时再一次翻看《中国大历史》时，心中忽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真的体会到治学中那所谓“悬思——苦索——顿悟”的欣喜。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发源较早，其历史文化从未断绝，然而当19世纪中叶英军用坚船利炮洞开清政府国门时，清军对抗的只有大刀长矛。历史的车轮一刻不停的滚动着，然中西文化前进的方向却迥然有异，致使近代中国竟如此悬殊于西方。
    究其根本，中国文明从其一开始就把人面对自然所作的必要联合发展成氏族首领的绝对领导，于是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就仅围绕着一个中心——王权——进行旋转。
    被冯友兰称赞的子学时代（即自孔子始至董仲舒罢黜百家止），让后世倾慕的百家争鸣，诸子论述的、争鸣的无不是在为王权专制塑建理论上的基石。忠臣的忠节，文臣的死谏，武将的捐躯，这些说来都是那么的感人，然而他们的作用只好比舞台上的英雄，仅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观众，因为他们何尝不是在为专制王权干着修修补补的工作？当一个破败的朝廷走到末路时，换来的也只是相同的朝政。与天下易主朝代更替相随以至的战争则只会将前朝全部的繁荣烧的精光，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永远在“建立——发展——毁灭”中循环。于是，近代中国只能在这政治落后、经济落后的必然中挣扎。
    总还有智者站在危急的船头呼喊，无数仁人智士历遍穷通，终于在20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建立预告着中华历史的发展将跳出涅槃，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一场残酷的文化浩劫却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一起横扫殆尽。要知道文化的传承有着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那就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构建都无法脱离其固有之文化，任何民族性格的塑立都必然依托于受其自身文化所化之人。那场让人不寒而栗的闹剧，只能催生出一个狂热、迷茫，对权威盲从，对真理无视的群体。虽然时间早已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埋入历史的沉沙，但那不可理喻的运动所留下的阴霾仍需要我们用很长的时间与莫大的努力去洗涤。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这是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名句。的确，一个强大的民族，必须具备从历史的不幸中去学会冷静、理性的反思。我们要摒弃那种妄图在泯灭个性的基础上刻模出统一群体的理念，我们要改变那种着教化以制造整齐划一思想的教育模式，否则我们民族就将永远失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