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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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今年七十七岁了，十八岁那年在贵阳市野鸭塘汽车连参军，在部队值班因枪支走火受伤后，退伍转业到0六一开吊车，当时0六一还在遵义罗庄、舟水桥0六一仓库、马家湾桂花桥等地筹建，因为大脑受过枪伤，加上开吊车的晃动、震动，父亲患上了癫痫病，发病后倒地不省人事、抽搐、口吐白沫，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起身，又跟正常人一样。因为这病，父亲不能开吊车了，当时0六一还准备把母亲接到舟水桥当菜农，以便照顾父亲，遗憾的是母亲没有去。后来，也许是文化大革命中站错派性挨了斗，也许是舍不得丢掉农村的土地，也许是大脑受枪伤后智力下降太多的缘故，父亲固执的辞掉了工作回老家务农，把居民户口转回了农村。从此，他的人生就可诠释成三个字：“苦”、“累”、“穷”。

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就是他的晕病，记得那次他在我家灶房灶背后提桶猪食准备去喂猪，突然发病，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把我惊呆了。另一次，在我们漆树小学门口的河道上，他神经不做主，背了满满的一锅架子麦穗，朝家的相反方向走，多少人都劝不回，最后只有硬把他按倒在地上。父亲为了治好他的病，到处寻医问药，只要听说什么药好，就要去弄来试一试，只要听说哪个医师好，就要去医治。模糊记忆中，我陪父亲到坪上万昌伍家、浒洋水李正文家、乌木庆汪正培家，记不清去了多少次，有时白天农活忙，还是晚上打着火把去。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在不知不觉中，父亲的病奇迹的好了，但具体是什么药，是哪个医师治好的，不知道，因为吃的药太多了。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简单说就是“黄金棍下出好人”，只要我做错事就要挨打，不论时间、地点和场合，而我又特别调皮，也许不亚于现在我的儿子。有时是早上，父亲发现安排我的事没有做，就打，一打，我就跑，不回家，直到饭熟了，父亲遍地找我，叫我回去吃饭，求了几次，发誓不再打我，我才回去。有时是下午，我挨了一顿打后，爬到牛圈楼上草堆里躲起睡着了。天黑后，父亲找不到我，就请院子里的大人们打着火把到处喊，到处找。有时是在田埂上，一打我，我就不要命的往水田里奔，问我还要跳不，我说：“还要跳一万八千次”。当然，有些时候，也有冤枉被打的。一次，一个村民说他家包谷苗被砍了几株，他看到我从那里过路的，给我父亲一讲，不由我说，就是一顿打，我觉得很委屈，我确实没砍他们家包谷苗。

父亲因为患病，脑筋不灵活，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是相当的糟糕，我母亲当时的一个比喻很形象“我们家吃的稀饭，稀得倒在地上狗都追不上，我们家吃的辣椒水，辣椒少得要撸起衣袖和裤脚下去捞”。一年四季青黄不接，首先是吃的跟不上，包谷进来吃包谷，麦子进来吃麦子。吃包谷的时候，包谷还不太熟透，还是包谷浆还不能用磨子来磨成颗粒，就搬包谷棒子来煮来吃，等到能磨成颗粒蒸来吃的时候，每天天还不亮，我们被吵醒的，就是父母磨包谷颗粒的磨子的叽嘎叽嘎的声音。吃洋芋的时候，开始是把洋芋切块混在饭里，因为洋芋块大，我们小孩就把洋芋挪在旁边，把米饭抠来吃了，而大人就只有天天吃洋芋。后来父亲进行了改进，把洋芋宰成细颗粒，均匀造在饭里，我们就挪不出来了。麦子进来的时候，天天不是面条，就是麦耳朵或者馒头。吃面条的时候，多半时间是水煮盐巴下，没有猪油，没有辣椒（有时是白壳辣椒，好的辣椒都拿去卖了的），更别说酱油、味精了，吃得我们有气无力的。

记得一个夏天的下午，父亲叫我去打灰面（把麦子背到三公里外的加工坊去磨成面粉，再背回来），由于打灰面的人多要排队，等我打好面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背了五、六十斤面粉在黑夜中摸索着回到了家，又累又渴又饿，心想一进门就有吃的了，不料一开门，一锅大白水，原来家里一点灰面都没有了，还等着我打了灰面来下锅。我把灰面交给母亲，咕咚咕咚喝了瓢水，觉得还是饿得慌，等不急，于是打算到李子树上去摸李子充饥。那时候李子还有点涩，还没有黄透，只是勉强可以吃，谁知我摸进李子树的时候，一个声音传来把我吓了一跳，“你也饿慌了？”原来我二哥早已爬在了李子树上了！事后，很多年，每每想起此事，心中都说不出的滋味。

为了改变命运，我跟父亲去学搭砖做瓦，搭砖很辛苦，关好砖盒子（模型盒），撒上灰，把泥捏团成砖的形状，用力砸入砖盒，“啪”的一声，灰尘四溅，满脸满鼻孔的灰，满身的臭汗，满腹的心酸。

为了改变命运，我跟父亲去做李子干，把乡亲的李子收来加盐、加工、晒干，然后卖出去，李子干卖了，钱收不回来，害得我们欠乡亲的李子钱欠了好多年。

为了改变命运，我和二哥立志读书，但是，为了供我们上学，父亲的苦累真是一言难尽。那时候，我和二哥在鸭溪读高中，每周课程上完后，周五下午放学回家，周日带足下一周的钱粮从家返回到学校，因为没有车，从家到学校十多公里的路，来回都要步行两个多小时。那时候，因为常常没有钱粮可以带，我们家的星期天是最特别的一天，多少难忘的往事，都发生在这天。每每返校时临近，钱粮还没得着落，要返校不？要！返校吃什么用什么？不知道，一问父亲，他就是重复他那句最著名的话“啷个办嘛？”“啷个办嘛？”唉声叹气，一筹莫展，想不出办法，也不去想办法。这个时候，只有靠母亲，要么她厚着脸皮去借，尽管知道赊借无门，尽管遭遇了无数次的冷言冷语，她仍然能够放下尊严去努力一“试”，要么她想方设法找点什么去卖，无论这个东西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她都舍得卖，没办法，拖一天算一天，好多次都是我先去学校，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她才把东西卖了把钱送到学校来。

在她所有借钱的故事中，有一次是我不能忘怀的。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母亲就给她的大儿子，我的亲大哥讲好的，借生活费给我，当时他已结婚分家另住了，可到下午我准备返校时去拿钱，大哥不在家，大嫂变卦了，不借，他们的钱要买煤的，借给我们后，我们还不起她，她的煤就买不成了。她的判断的正确的。俗话说：落在穷人手，要等穷人有。一般情况下，我们借了钱，短时间是还不上的，可是，你早上不答应，我都还好想办法，现在临时来变卦，我怎么办呢？我给她说先把钱借我先把急应付了，这次借的钱叫母亲想办法先还她，她还是不肯，天色越来越暗了，好说歹说，她死活不肯，我的内心着急的利害，要回学校吗？回去吃什么？不回学校吗？又怎么可能？那么怎么办呢？还是求她吧！自家亲兄弟都不帮，还能指望谁啊！可她就是不肯。你读不读书不关她的事！看着越来越暗的天色，秀妹急了，更生气了，把她仅有的硬币共2角7分钱给了我（当时1角钱可买1个馒头），叫我不要求她了，等母亲回来想办法给我送去，我们穷要穷得硬气！我沉不住气了，内心非常愤怒，可又找不到谁发火，怨谁呢？只怪自己穷啊！没办法，我只能先回学校，当我走出一公里多，到达小地名叫芭蕉沟的时候，大哥不知怎么听说后，拿着钱追了上来，叫我停下来等他，我心里一方面比较感动、惊喜，觉得钱有着落了，一方面又感觉很屈辱，赌气不要他的钱，心想，没有他的钱我就不信我过不了这个坎。我不停，叫他回去，我不要他的钱，就这样，我在前面走着、哭着，他在后面追，也哭着，最终他追上了我！喘着粗气，眼睛都哭红了。把钱硬塞给了我，说他事先没有和大嫂商量好······

事后，秀妹把这个事写成了日记，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当时好像在读初一，不是写作水平高，而是这个事实本身太心酸。事后，我记恨了大嫂好久，我也理解她们也很具体，也没啥钱，也很为难，我明明知道我不该计较她，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直到后来，她在砍树给父母割棺材时被树意外砸死，我跪在她的坟前，才彻彻底底的原谅了她，我其实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

在她所有卖东西的故事中，我讲一次很典型的，也是我刻骨铭心的，那次，也是一个周末返校的时刻，家里没钱，实在没办法，母亲把唯一的留来作种子的几斤黄豆拿去卖，那天正好赶鸭溪，因我家到鸭溪街上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来回的路再加上卖东西的时间，大人们赶场回来一般都是下午了，有时甚至还是晚上，我不能等到下午母亲回来之后再返校，便讲好她回家的线路，我返校时就走这条线路，到路上去碰她，去拿生活费。没想到，那天返校途中，母亲在万人房一碰上我，竟然失声痛苦、悲痛万分，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我费了半天劲才弄清她卖豆种的钱被扒手扒了，没钱给我作生活费，我一下懵了，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咬牙切齿！我不知道如何去宽慰痛苦的母亲，看着她悲痛的表情，我的内心如刀割一般，我不知该怎么办，这个周没有钱我该怎么过，“我去找同学们借，我去找同学们借”，话是这么说，内心却没有底气，我茫然的走在返校的路上，我没有直接回学校，而是去了鸭溪街上，我要去找扒手，我要把他们扭送到派出所去！可是，那天，天晚了，街上人太少，我没有找到扒手。接下来的几个赶场天，我午休时都邀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到街上去转，就想抓扒手！可恶的扒手啊！你竟然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的几块钱下手！你知道她的钱是多么的为贵，多么的不容易么？从此，我对扒手恨之入骨。

父亲相对母亲而言，他不善言辞，也没多大主意，他把他对我们的爱，默默倾注于实实在在的行动当中。为了支持我们读书，无论怎么苦，怎么累的活他都干，无论怎么危险的活他都干。为了我们读书，他甚至去挖煤了，每次到他煤洞去拿钱，他除了眼圈外，全身都是黑乎乎的，每次颤抖地拿出一小叠沙沙作响的一元纸币（钱上沾满煤砂，所以会沙沙作响），红着眼圈，用乞求的目光盯着我，拿一元钱就问我一次“够了么？”，我不说话，他又拿了一元，“够了么？”我还是不说话，因为确实不够，我的心在刺痛，我的心在滴血，我不忍心用他的钱，我又不得不用他的钱，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要对得起他这几元钱！要知道，他们一个挖，一个拉，再加上各种成本，冒着危险拉一船煤出洞来才卖一元钱啊！说起挖煤的危险，当时我还不怎么感觉强烈。直到一次父亲的一个同伴在煤洞里被煤气“闷”死了之后，才意识到父亲为了挣钱让我们读书冒了多大的风险。我们去送葬的时候才听说，当时父亲运气好，有事回家去了，要不然，眼前躺着的，可能就是我的父亲！那时候，死个人，运气不好，基本没有赔偿的。我们生死都不愿父亲再去挖煤了，可是，不去挖煤，父亲又拿什么供我们去上学呢，父亲安慰我们，说他的命大，死过几次的人了，都没死成，他会小心注意安全的，没办法，父亲还是继续挖煤。也因此，他落下了一个终身的职业病，尘肺病。至今，父亲的两个形象是深深的烙在我脑海里的，一个是盼了多时盼他拿钱回家，他摇摇晃晃地进入视野时，是在雨天担了一挑煤一步一滑地走在家对门泥泞的田埂上的身影。另一个就是他颤抖着拿出沙沙作响的钱给我的时候，那个近乎乞求的“够了么”的眼神，好像一辈子都盯着我，挥之不去。

父亲就是这样，不善于表达，他深沉的爱，你只有用心去体会。记得有一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油菜花开漫山遍野。从鸭中放学后，我心情振奋的回到了家，有着对春天，对生命的挚爱，也有着对夏天，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可是，晚上却遭遇了一个尴尬的残酷的现实，睡觉没有被子盖！因我和二哥读书每人拿了一床被子到学校去了，家里没有多余的，母亲就安排我和父亲一起睡，而我嫌父亲身上脏，不讲卫生，不愿和他一起睡。晚上睡在自己的床上，捡些衣服搭在身上。不知过了多久，因为还是冷，睡不着，迷迷糊糊中看到一个身影站在我床前，长长的叹了口气，出去了，隔了一会儿，又一个身影进来了，一床被子盖在了我的身上，我当然明白是父亲把他的被子给了我，我身上暖和了。可还是睡不着，心里想，父亲把被子给我了，他盖什么呢。我起床，摸到父亲的床前，惊呆了，父亲蜷缩在床上，几件单薄的衣服搭在身上！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涌了出来。上苍啊，请记住今天晚上这个时刻吧，这个一辈子我都忘不掉的时刻！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回我的房间，抱上被子，毅然决然的睡到了父亲的床上，心中除了温暖、感动，就剩一种信念，我发誓我一定要放下一切，百倍努力地读书，一定要改变我们家这种贫穷的面貌！

后来，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和二哥十年寒窗，终于跳出了农门，一家人的努力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当我们分配了工作，安了家。经济条件慢慢的有了转变之后，我们把父母接到了城里，父母成了亲戚和地邻都认为最幸福的人，而其实，我们的条件和城里人相比，很一般，很普通，只不过和以前我们在农村相比，要稍好点而已。但是，父母的内心还是挺幸福、挺自豪的。

后来，父亲唯一的女儿秀妹，因为我们把钱粮拿走了，她没有钱粮读书，因为我们把农活和负担给她留下了，她为我们“垫了背”。她没有考上学校，打几年工没打上路，我们凑钱给她开了个烟酒店，烟酒店的烟证办不到，我把我们姊妹的故事通过短信发给当时的城区烟草专卖局的郑局长，郑局长特事特办给她批了一个烟证。后来，烟酒店生意不好，秀妹把烟酒店改成了肉饼店，肉饼一元一个，薄利多销，还申请了注册商标。秀妹凭着她的勤劳和实诚把店开到了今天，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一条路子，在成都路按揭买了一套房子，漂泊多年总算有了归宿。父母因为闲不住，勤劳惯了，就帮店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住在秀妹那里。一家人其乐融融，每每我们到成都路去，父母都挺开心，做一桌子我们爱吃的菜，而且，父亲还时常给我夹菜，我深知父亲给我夹菜的那份情意，我幸福的吃着父亲夹的菜。

父亲是个很会感恩的人，如今他会常要求我开着车，拉着家里人去老家拜望当初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他时常嘱咐我们：点水之恩涌泉报！

现在，父亲的身体已不再硬朗，皱纹深了，眼花了，头发白了，牙齿缺了，头还时不时的无意识的晃动。父亲老了！父亲现在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孙子，我的儿子，一个从五年前就叛逆到现在，辍学在家，白天睡觉，晚上通宵打游戏的孩子，一个过十八岁生日要花4千元的穷人家庭养出的富二代！他总是想不明白，我们那个时候那么艰难的都走出来了，现在条件好点了，孩子竟然成了这个样子。他总是想不明白，现在的孩子究竟怎么了？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他又重复他那句心痛的口头禅：“啷个办嘛？啷个办嘛？”

愿父亲身体康健，长命百岁，让我们多有机会为父亲做一些能使他开心的事。（文李伟）

李伟同志是遵义监狱一名普通民警，1992年考入贵州省司法警官学校，1994年毕业后分配到茅草铺监狱，2000年分流到遵义监狱，先后在监区内勤、生活卫生、狱侦民警等岗位上工作，兢兢业业，二十四年如一日，因工作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和“优秀共产党员”，在非典期间因表现突出被表彰为“抗非典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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